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被多次提及。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的重点工作领域。近日,由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中国法学会联合举办的2020年度社会治理创新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议题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创新。

为什么聚焦市域社会治理创新?未来的市域社会治理将怎样推进?

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被视作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市域社会治理做得怎么样,事关顶层设计落实落地,事关市域社会和谐稳定,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在讲话时强调,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着眼社会领域,着力把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化解在市域,以市域平安夯实全国平安的坚实基础。

发挥法治确定性和凝聚共识功能

“为什么要把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怎样才能实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在主持座谈会时,提出了两个焦点问题。

“市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是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分配的中介和重要桥梁,一方面要落实国家治理宏观的要求,另一方面对市区乡镇治理的难点进行归集和整合,具有解决基层难题和落实国家意志的战略效应。”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这样回答第一个问题。

要以市域社会治理创新为抓手实现“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效果,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今年,全国政协社法委注重将社会治理相关议题与年度工作计划联动实际,持续发力,通过实地调研、召开座谈会等方式聚焦社会治理创新。调研发现,各地在市域社会治理过程中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不少难点问题,比如,部分地区将市域社会治理等同于基层治理,市级层面的统筹主导作用发挥不够,社会风险矛盾的全周期、跨部门协同治理制度不完善等等。

那么,市域社会治理的弱项如何克服?如何确保治理效能高质量提升?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说,要进一步做好凝聚共识工作。建立健全委员联系界别群众的制度机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做政治宣传引导的工作,有效促进形成“十四五”期间社会治理创新的强大力量。

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新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邰学爱在视频连线时介绍了当地的“有事好商量”工作。邰学爱说,街道政协探索实施了“去哪商量”“商量什么”“谁来商量”“怎么商量”“如何落实商量”的五步工作法,推动一批社会治理的难题得到了解决。下一步,将在议题的选择、参与的群体、成果的落实等方面进一步加以优化。

韩大元认为,面对社会风险的挑战,市域风险预防的重点在于防止风险的扩散与不确定性,发挥法治的确定性和凝聚社会共识的功能,为风险的防范提供明确的法治保障。

确保公众依法正确参与社会治理

突如其来的疫情,是市域社会治理面临的一场大考。

疫情发生后,数万名志愿者冲在了武汉抗击疫情的一线。在座谈会上,江汉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立新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分享了自己从事志愿服务的经历。

“疫情防控期间,志愿者活跃在疫情排查、卫生消杀、物资搬运等多条战线,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胜利贡献了重要力量。以志愿服务为引导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市民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城市治理的主动性、积极性,提高了信息对接的精准度,提升了社会风险的源头治理能力。”赵立新说。

赵立新建议,推动疫情应对中探索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模式向制度化成果转化,以适应社会风险治理常态化要求,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平战结合。同时,强化德法和法治手段在培育、引导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的规范、引导功能,确保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在正确轨道上运行。

“上半场救人,下半场救市。”腾讯大楚网总裁余凯这样概括自己的志愿服务活动。

疫情发生后,余凯和同事参加了捐款、捐物、协调物资输送、开发武汉健康码等志愿服务工作,经历了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余凯,看到了社会组织的活力,也有一些困惑,“这些社会组织在非常极端的环境下展现了自己的活力和对资源的协调能力,但是在常态下,是否也能够保持这种对社会的贡献度?”

对于余凯的疑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原副会长王海京肯定地说,社会组织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要实现这一目的,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持续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全面领导、加大党和政府对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推动社会组织不断提高自身能力建设。

破除数据壁垒解决基层使用难题

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数据共享方面的困惑,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党支部书记吴蓓专程赶来北京,希望在座谈会上“取经”。

吴蓓说,浦东今年在周浦镇进行试点,以村区为单位开发了联勤联动微平台,把所有的村居管理要素都集中到这一平台上,但在平台开发中却发现,很多数据壁垒是基层无法破解的。例如,关于视频监控,基层不可能再安装更多视频,而已有的视频监控数据掌握在多个部门手里,基层没有办法共享这些数据。

“是不是可以建立一个数据中心或平台,对数据进行整合应用和分级管理?这样可以在确保数据安全性的同时,实现数据利用的多元化,为基层开展针对性工作提供支撑。”吴蓓说。

对于吴蓓的困惑,多位与会人员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来答疑解惑。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介绍说,贵州省贵阳市以统一规范管理为原则,通过推进落实数据、系统、终端、技术四个方面的融合,来破解基层数据资源共建共享的难点问题。这种在市级层面实现统一规范管理的做法,可以避免基层重复投资建设,减少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张金英在今年参加调研时注意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的法治文明实践中心的运行非常精细,在内容上细分为消防、司法等四个板块,在传播方式上综合运用多媒体、VR技术、3D体验仓等声光电高科技手段,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能够亲身体验,取得了良好效果。

中共北京市委农工委党校决策咨询部主任王弢对浙江杭州城市大脑“数字驾驶舱”印象深刻,“这个‘数字驾驶舱’是各个层级分段授权的,社区工作人员和街道工作人员、市级各个层面的工作人员所看到的信息范围是不一样的,层级越高看的信息越全面,更有利于制定政策,而且更有利于将政策的整合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效率”。